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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｜贺立
法律学者
在舆论关注下，武汉大学性骚扰事件的一审民事判决已落下帷幕。
2025-08-01，武汉经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，男生当时的行为无法被认定为“自慰”，有抓痒的高度可能，且事发场景开放，两人无交流，无法认定男生有性暗示或性挑逗行为，不能认定其针对特定对象实施了性骚扰。部分网友支持法院判决，认为还了男生清白。但也有网友认为，案件 “虽然败了，改变不了事实”。
自2023年10月网上发酵以来，此案就存在着网络舆论、高校管理和司法审判之间的复杂张力，它涉及性骚扰的敏感议题。从最初的网络爆料到校方仓促处分，再到一审判决，这起案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暗藏着诸多法律症结，值得我们从专业角度审视。
前情回顾
2025-08-01，武大女生杨某称，在图书馆自习时遭同校男生肖某某“性骚扰”，在视频取证之后，她要求对方写下道歉信。事后，杨某将证据提交给校方，但近三月无处理结果。因此，杨某10月11日在公众号发文《关于我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受到性骚扰这件事情》引爆舆论。该文发布后48小时内，也就是10月13日，武汉大学发布通报，给予肖某某记过处分，认定其“存在不雅行为”。
但事情并未就此画上句号。因网帖中虽未公开男生的名字和视频画面，但披露了男生所在院系、辅导员姓名等信息，很快被网民“破案”。此后，针对肖某某的网暴和谣言持续不断。2024年初，肖某某母亲表示孩子是因湿疹复发而隔着衣服抓痒，不是性骚扰，因此针对网暴提出名誉权侵权之诉。
与此同时，2024年6月杨某将肖某某起诉至武汉经开区人民法院，认为其性骚扰行为严重侮辱了原告的人格尊严，要求其登报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元。2025-08-01和11月7日，法院进行了两次不公开审理，最后于2025年7月作出上述判决。
是隔裤挠痒，还是性骚扰？
无论是对于校方，还是法官，本案的事实认定都是难题。学校的处分与法院的判决，是在各自的证明标准下完成了事实认定：校方或许基于校园管理的审慎立场，法院则恪守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。
但是，当公众以校方处分或者法院判决作为武器展开网络批评的时候，往往忽略了一个前提：任何的事实判断，都受制于证据不足与证明规则。而众所周知的就是，性骚扰本身就是一种隐蔽性强、证据稀缺的案件类型。
我国民法典对于性骚扰的构成要件规定如下：首先，违背他人意愿；其次，方式是以言语、文字、图像、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进行的滋扰；最后，这种滋扰是与性相关的，是不适的。
从这个角度讲，女方显然认为涉事男生实施了“性骚扰”行为。本案中的受滋扰方现场录下了多段视频，拍到男方确实“把手放在两大腿中间，有轻微且不规律的动作”，取证完成之后还要求对方写道歉书， “做了下流的事”，并将证据交给了校方处理。这不论是在证明难度，还是在程序意识上，已经优于很多其他个案。
即便如此，本案还存在值得慎重考量的男方辩解。男方同样有证据证明，他患有特应性皮炎，尤其是在大腿根部内侧有湿疹，天气炎热会引发瘙痒。而且，他是在惊慌之下写下了自我归罪的道歉信。所以，到底行为人是在湿疹挠痒，还是一时性冲动呢？这似乎是一个罗生门了。
我一直记得这样一个细节，2024年南都记者辗转与武大涉事女生取得联系。她称此前并不知道肖某某长期患有应激性皮炎。这说明，事发之后三个月的沟通，几乎没有任何有效信息的传达。
如果双方能够在校方的主导下完成解释、达成谅解，也许事情就不会走向网上发酵、学校仓促处理的结果了。
但是，校方在舆论的压力下对肖某某实施了处分，红头文件中将其行为模糊定性为实施了“不雅行为”，这也说明了性骚扰行为定性的难度。“不雅行为”到底是指当众裤裆挠痒，还是指“自慰”？校方的表述语焉不详，这也给网络舆论的撕裂和女生进一步寻求法律救济埋下了伏笔。
作为法律学者，我曾做出过评论：“本案中没有明显的上位和下位关系，行为人的辩解也具备一定的合理性。因此，即便是在民事法庭，要认定这一‘性骚扰’成立也不那么容易。”如前所述，校方的处理决定和法院判决适用的证明标准是不同的；同样的事实和证据到了民庭法官的手里，未必会做出同样的判断。
我们看到，女生在接到败诉判决之后，情绪严重失控，甚至一度在网络平台贴出判决书全文，曝光男生肖某某和自己的身份证号、联系方式、家庭地址等个人信息。
这种行为显然突破了维权的边界。实际上，她曾经有很强的权利意识，也知道如何收集证据以及维权，甚至也最大限度地使用了法律武器。但她却不能客观地对待诉讼结果。拿起法律武器的人也应当尊重结果和程序，就像她之前和记者讲的那样，“希望学校能就此构建高校防治性骚扰的制度，肖某某也有权就此事（网暴）提起诉讼”。这才是案件即便败诉也存在的价值。
有人指责她诬告。所谓“诬告”，是指故意捏造事实进行虚假指控的行为。杨某的败诉只是法庭认为她主张性骚扰事实成立的证据不足，判决中的表述是“现有证据无法达到证明肖某某在‘自慰’的目的”，但证据显然支持这个基本事实：肖某某确实在用手摩擦大腿中间部分。这一点她没有捏造，因此不具备诬告的故意。
但是，她可能在此后面临肖某某的名誉权侵权之诉。卷入诉讼的个体，都将经历前所未有的压力，也希望各方都能秉持自我与诉讼隔离的心理防御，将诉讼的结果视作额外的收获，更多去考虑诉讼的意义和对社会的贡献，这样才能防止自我被诉讼和舆论的压力所击垮。
留下的其他课题
本案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课题：高校未来应当如何对待和处理这样的状况？
最近已经有很多声音指责武汉大学的官僚系统，如果校方能够更主动、积极地介入处理，是不是能够更好地解决校园性骚扰？如果学校的处分能够更具备公信力，是不是就能获得各方的认可而不至于寻求司法救济？无论是大连工业大学还是武汉大学，都似乎在“维护声誉”和“保障权益”之间没有找到平衡，官僚体系更擅长应对流程化事务，却对这类需要人文关怀、确立权利边界的事件缺乏经验。最终导致的处理结果，要么激化矛盾，要么流于形式。
回到性骚扰，作为高校，应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处置性骚扰的工作制度，这才是重要课题。我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专门规定了学校和职场的特殊责任。这一点，不仅是武大的功课，也是所有高校的功课。我过去一直认为，要相信年轻人，他们既能整顿职场，也能整顿高校；年轻人的力量，一定可以倒逼高校和职场的工作制度变革。
在大连工业大学事件之后，很多高校开始修订自己的校纪校规，不妨也把反性骚扰工作制度列入其中。比如，要确保在接到举报后能够迅速启动调查程序。调查过程应确保程序透明、重视证据。整个调查过程中，尤其要注意对程序权利的保障。对于任何一方当事人，如果他们有机会充分陈述、辩解，从不同角度说明事实，也了解对方的立场，都更有利于他们接受处理的结果。
总之，加强证据意识，处理速度快，充分保障双方的程序权利，这样就更能获得一个接近公正的结果。除此之外，学校应跟踪性骚扰事件的后续情况，事情发生在学校，学校对事件的后续发展不能置身事外，这也是武大图书馆事件留给高校管理者的教训。
当然，本案最刺眼的，或许不是事件本身的是非，而是持续至今的网暴对当事人双方的绞杀。指控者与被指控者双双沦为网暴的靶心：一方被贴上“诬告者”的标签，另一方被冠上“性骚扰”的罪名。这一切，可能都是从网络举报开始的。
本案中，涉事女生最初的网络曝光，有为自身权益的救济，也客观上有利于校园安全环境的建立。但她在诉讼过程中以及败诉之后进行的网络爆料，就突破了权利救济的底线。
本文想强调的是，网络举报往往通过召唤权力以达到压制另一方的目的，一旦滥用就可能放大人性的幽暗，一定要慎重。尤其涉及性侵害、性骚扰的举报，因为它自身具备话题性，能够迅速传播，很容易掀起网暴。迅速聚合起来的围观者，可以迅速赛博处刑，而涉事个人几乎没有辩白的空间。
这样是否体现公平正义呢？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反复思量。这样的举报，本质是 “私力制裁”，可能对无罪推定、正当程序等价值造成冲击，所以要慎之又慎。
借这个案件再次强调，不要轻易依赖舆论审判，它可能无限支持你，但也可能反噬你。也不要轻易加入其中，当事件又一次上升为性别对立时，请在评论时警惕这种“杀气”对理性的吞噬。
“法治理想国”由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、赵宏、李红勃、罗翔共同发起，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栏目。
主编｜萧轶
